“半 鳞 渔 话” 专 栏(二)
红披钓徒正收鱼 朱启辉摄
（二 ） 红衣钓者风波趣
本文原载《中国钓鱼》1999、3期
红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喜庆吉祥。渔者若钓上两尾红色鲤鱼，真是件喜人的幸运事。然而，我国鱼文化史上却有段因“红”而起风波的《红衣钓师图》趣事。
明代建国初，恢复了被元朝废去的翰林画院，尔后又专设仁智殿安置画工，还授画家为锦衣指挥、镇抚、卫千户、百户等衔。特别是宣宗、孝宗皇帝又都善画，能与宋微宗绘事相比，画师自然极被赏遇。
时有钱塘人戴进（1388~1462），字文进，号玉泉山人。幼时从父学画（有说曾以金银锻造人物、花鸟），17岁左右随父戴景祥入宫廷作画。那会儿明都尚在南京，戴进首次进京，于水西门看热闹，不料所带行李给挑夫担去。他急中生智，凭记忆画了挑夫的像，依像四下问访，终从挑夫家讨回行李。可见年轻的戴进绘画功力不弱。只是“笔虽不凡，有父名未显也。”
一日，宣宗皇帝朱瞻基在仁智殿御览众画，戴进首呈《秋江独钓图》。据说画中设色以红色最难，戴进独得古法，意境绝妙。图中的钓者，身着红衣，垂纶于江边。在场的锦衣卫千户画家谢环，可能出于妒忌之心，从旁插话说：“其画佳甚，恨野鄙耳。”皇帝忙问其因，谢环拘囿于古代只有朝廷大官着红服，所谓“青紫之士”，一般百姓只是“白衣之士”的理由，回禀道：“红品官服，用以钓鱼失大体矣！”宣宗皇帝的头脑少根艺术的弦，也不想前朝诸多帝王将相都喜欢钓鱼，岂有能钓不能画之理？更何况唐代周[日方]《乐春钓鱼图》中，早有唐玄宗与诸王冠皆同，理钓乐春园的先例。竟盲目听信谢环谗言，连戴进呈览的其它画卷都挥去不看。虽然戴进的绘艺高超，因未被皇帝赏识，连画院的官员资格也没得到，还好不曾碰上朱洪武对不喜欢的画家动辄杀头的惨况。终为生活无着落，竟曾向诸画士乞米充口，后不得不愤然离京而去。
临行时，友人王直以《送戴文进归钱塘》诗相劝慰：“知君长忆西湖路，今日南归兴若河。十里云山双蜡屐，半篙烟水一渔蓑。岳王坟上佳树绿，林逋宅前芳草多。我欲相随寻旧迹，满头白发愧蹉跎。”
这仿佛是预言的诗：以佳树、芳草的青绿色，喻示着“红色“在艺术长河中顽强的生命力，也鼓励戴进师法自然，去创造更好画品。
帝王的好恶，专家的褒贬，若违其真美，只能权控一时，不能左右千秋。你说红衣钓者失大体，可偏有人不买这道旨意，硬是要画“红”衣钓、颂“红”衣钓，让人玩味的是300年后的清代文学家蒋士铨，写了首题为《红衣钓师图》的词。这幅图是蒋氏自画，还是他人所绘，不得而知。与戴进的画钓者着“红”色，是天缘巧合。抑或是故意为明代那桩糊涂画案鸣不平。蒋的词一开始就说：红衣钓师同渭水的姜子牙、富春的严子陵钓鱼“踪迹相似，曳玉腰金，赐绯衣锦”，还似若责问：“毕竟干卿甚事”。那词的后半阙，更为红衣钓师加码晋级，冕以神光，说钓者宛如骑着红鲤出游的水仙琴高：“倒影绿波红欲坠，算落艳，肖英相饵。竿拂珊瑚，身骑赤鲤，镜展新荷芰。向莲舟，呼大乙（星官），共点点，霜枫同醉，孤骛惊飞，晚霞飘至”。，多么美的钓者，多么美的钓境，真为遭厄几百年的红衣钓者扬眉吐气。
至于戴进，宫廷无锥地，民间天地阔，离京后转辗南北，最后活跃在故乡杭州及浙东一带。他曾愤慨地说过：“吾胸中颇有许多事业，争奈世无识者，不能发扬。”凭着这种底气，他奋力创作，于山水、神像、人物、走兽、花果……无不精能，独步当时，被誉“绝艺”，从学者多。同时由于戴进是钱塘人，在绘画史上开创了以地域为画派的先河，成为“浙派”画家的领袖。《中麓画品序》中称他的画如玉斗，精画佳妙，复为巨器，可居画品第一。宣宗皇帝和画官谢环若能听此议评，心中会打翻五味罐，是羞是愧，是甜是酸？